据悉，今年6月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志亮表示北京新机场飞机维修设施将引入社会资本，在此之前首钢基金联合体已中标北京新机场停车楼经营权转让项目，停车楼项目经营权转让期25年。综合服务楼项目经营权转让期30年，经营权受让方为华润置地联合体。首都新机场被称为中国民航的世纪工程，新机场工程总投资799.8亿元，规模之大，投资之重看成业内翘楚。其中，民航局安排民航发展基金180亿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安排自有资金6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北京新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中明确表示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北京新机场工程。北京新机场对于非国有资本的引入标志着新机场的创新不仅体现在以新技术为依托打造智慧机场，更体现在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创新。

在此之前，已有先例香港机管局作为外部资本入股珠海机场以及萧山机场。自1997年十五大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概念以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步伐就从未停息。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混合所有制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从管控角度来讲，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公司股权多元化，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容易导致企业内部权利失衡，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应潮之势，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国有资本以及非国有及资本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企业也能够依托多元产权的交叉持股，提升公司的市场化程度和运营效率，进而提高公司的价值。

与非国有股权相比，国有股权除了利润最大化外，还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目标。国有股权所有者缺位，难以实现公司效率的最大化，并且由于政企不分，企业所承担的社会目标还会因为国企“一把手”的更换而发生变化，导致企业效率的降低。相关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竞争性市场中，非国有股权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股权。

在我国民航业发展初期，我国的机场基本上是政企合一的运营模式，机场只是一个单纯的航空运输保障单位而不是完全意义的企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机场业务生产量不断增高。在脱离军队建制及其体制改革后，我国民航机场由原来的“二位一体”，实施“局场分离”，进行企业化经营。机场作为国有企业目前从外部治理角度来看基本适应了市场的要求，但其内部依旧存在非市场化因素，存在行政管理色彩，存在所有者缺位等问题，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企业需要吸收不同性质的资本来对公司进行动态的调整。目前我国民航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资源并不能完全通过公开竞争获取，此时股权就成为获取不同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在我国机场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进程中，可以从如下几点展开思考。

一、由“行政型治理”转变为“经济型治理”

民航业作为一个高投入、低回报的特殊行业以及对于安全性的要求使其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必须在政府的干预之下。然而政府干预的宏观之手与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博弈制衡的关系。传统研究认为国有资本的“掠夺之手”已被学者们广为诟病，国有股东除追求经济目标外，还要承担一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过渡的行政干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削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作为国有资本实际所有者的政府部门通过适当放权减少干预，可以减轻国有股东的政策性负担，从而培育出以市场主体为目标的健康竞争业态，逐步由行政型治理转向经济型治理。

随着我国民航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我国机场生产业务规模在持续的扩大，使得传统的经营型机场模式显现出与机场的发展不相适应性，因此逐渐从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型过渡。所谓管理型机场就是机场运营者脱离机场经营者的角色，在机场的特许经营权的法律环境具备的条件下，基于市场公平原则，不直接从事面对机场用户的经营性业务，而转变为主要为机场服务业务的供应者，通过对经营性业务实施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采取业务外包的形式，使自身则成为这些业务的监管者，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创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从本质上做到去“行政化”可以逐渐由传统的“管人、管事、管资产”模式逐步过渡为“管资本”模式，真正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

二、通过合理配置股份实现不同性质的资本互补

我国机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完善外部制度环境，遵循市场的逻辑，合理配置非国有资本的比例，注重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作用，通过其较高的市场能动性来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引人非国有资本，一方面能够解决我国机场在向管理型机场转型的进程中市场化融合问题，实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过渡；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性质资本的融合，有利于国有资本的控制力与影响力的放大，提高国有资本的流动性，促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此外，也为社会资本进入民航行业的业务领域提供了渠道，创造了社会资本新的投资机会，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公平公开。

不同性质的股东对权力配置及治理机制有不同的偏好，企业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社会资本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天然的监督者，可以推动公司完善治理结构，优化决策机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放开程度的日益扩大，引入社会资本也成为了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当机场引入社会资本时，如何使参与不同性质的股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通过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互补性，促进不同性质资本的共赢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对于我国机场的转型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三、倡导混改制企业文化，释放公司的力量

目前我国机场正处于逐渐向管理型机场过渡的时期，机场作为公司的经营形式是一种组织制度的体现，更是文化制度的载体。一方面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政府作为机场的超级股东是链接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政府部门与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企业实体之间的“脐带”。而另一方面机场作为独立法人，其运营过程以及身份特征应不受任何资本的控制，而是应积极转型成为脱离与政府“亲缘”关系的真正意义的公司。引入社会资本，一方面非国有股东可以成为机场公司社会资本及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不同的资本形式都依法享有股权带来的各项权利，因此非国有股东在形式上可以成为国有股东的有效监督者。

因此我国机场在引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随着股份的多元化，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之间的冲突问题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在企业内部形成包容、开放的公司文化，公平保证各类性质股东的利益，不被资本的性质所操纵，是我国机场市场化进程中值得深思的课题。因此，积极吸收不同股权性质间的文化精髓，整合不同的文化理念，平衡不同性质股东间的矛盾，形成统一的目标、宗旨与理念，才能实现多元化股东之间的有效融合，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来适应企业发展的。

小结：

我国机场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纵观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由于外部环境不够完善，国有企业通常通过减持国有股权，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份占有控股地位，以监督公司的日常运营，减少内部人控制。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不同性质的股权进行博弈最终形成的权力配置的过程。

进一步来讲在机场中试点混改并非简单的追求股权混合，而是实现资本、资源、文化三者的有机融合。通过北京新机场对于社会资本的引入，我们初步探讨了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我国民航业的意义，但在我国机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与角色的博弈?如何设定合理的治理机制来协调不同性质股东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待于深入的探讨。此外，我国机场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市场化程度是有必要的。（中国民航网智库专家 严子淳 任教于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